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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簽證:另一個達頓醜聞

彼得•達頓削減了伴侶簽證的數量,並令80,000份申請積壓,藐視移民法案。(前移民局副局長Abul Rizvi報導)


在2018年6月底,兩黨聯盟政府允許積壓超過80,000份“簽證簽證”申請,申請人是與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打算結婚或結婚的海外出生人仕。


儘管法律規定配偶簽證需要在需求驅動的基礎上進行管理,但內政部長達頓並沒有採取措施來處理積壓問題,反而開始減少伴侶簽證的配額。移民部長大衛科•高文(David Coleman),身為達頓的繼任者,繼續任由情況惡化。


通過對“移民法” 的第86條和第87條(封鎖權 – The Capping Power),議會已經兩次對修正案進行投票(1989年和1996至1997年),明確表示希望能把澳洲和永久居民的配偶簽證申請優先處理作為前題。


儘管如此,兩黨聯盟政府仍允許積壓超過80,000個伴侶簽證申請(包括未婚妻)。它在2019 - 2020年僅為伴侶簽證分配了39,799個名額,與2017 - 18年相同(見下圖)。這導致積壓繼續增長,法律繼續受到蔑視。





兩黨聯盟政府已宣布改變伴侶簽證的處理方式,在簽證申請人提出簽證申請之前,加入澳洲伴侶擔保人必需要批准的正式步驟。 可是,這一額外步驟的實施已被推遲。


伴侶簽證申請費已經接近$8,000澳元 ,遠遠超過分配給處理的實際資源。 另一點注意的地方是,在2019年3月底,行政上訴法庭(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 – AAT)共有5,396個有效的伴侶上訴案件。 AAT的上訴擱回率約為50%。


內政部似乎通過延遲分配簽證處理人員給伴侶簽證案件,來管理非正式的“輪候”。這導致處理時間超過兩年,許多配簽證處透過申請海外伴侶簽證,並以訪客簽證進入澳洲,然後申請境內伴侶簽證。


內政部的行動在道義上和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腳的,這種方法對改善簽證制度的完整性沒有任何作用,也是一種浪費的資源運作模式。外界的批評令內政部工作人員分心處理工作,浪費更多時間回答查詢和延誤批發申請。


允許伴侶簽證申請繼續上升和積壓,但同時限制批發數量是不可持續的,它最終將導致申請入向法律挑戰。


政府必須以有誠信和依法,有效地回應處理伴侶簽證申請,這將需要在2019 - 20年移民計劃中提供更多名額。


Abul Rizvi是前移民局副局長,他獲得了公共服務獎章和百年獎章,監於製定和實施移民政策,特別是重新調整澳洲的技術移民。 他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專修澳洲的移民政策。


相關報導:https://www.johnmenadue.com/abul-rizvi-partner-visas-a-lesser-known-dutton-scandal/


Norris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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